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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膑简介,孙膑的军事思想介绍

发布时间:2019-09-22 17:10:39 来源:优德88 点击:
  孙膑是战国中期战功卓着的齐国齐威王的军师幕僚,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,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,他所创造的“三驷之法”开军事运筹学之先河,“围魏救赵”和“减灶诱敌”的战法至今仍被视为克敌制胜的范例,是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,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所称颂。
  
  孙膑是齐国人,“生于阿、鄄之间”(今山东阳谷、郸城一带),是孙武的后世子孙,主要活动在齐威王和齐宣王在位的年代(大约在公元前356至319年)。早年曾与庞涓同学兵法,学习成绩超过庞涓。当时齐魏两国正为争霸中原而进行激烈斗争。庞涓自知能力比不上孙膑,深恐齐国任用孙膑为将,就秘密地邀请孙膑去魏国。孙膑到达魏国以后,庞涓又担心魏惠王重用孙膑,施用阴谋诡计捏造罪名陷害孙膑,“断其两足而黠之”。
孙膑简介,孙膑的军事思想介绍
  
  这是中国古代的两种刑罚:膑刑,即去掉膝盖骨或砍断双足;彪刑(又称墨刑),即用刀在额颊刻字,涂黑。这样,孙膑就成为“刑余之人”,并因此得名叫孙膑。庞涓企图用这种办法,使孙膑埋没民间。但是,孙膑身虽残而志益坚,设法见到出使魏国的齐国使臣。
  
  齐国使臣认为孙膑是不可多得的奇才,就把孙膑藏在车里带回齐国。从此以后,孙膑就在齐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光彩的年代。
  
  孙膑的主要军事活动是:因创“三驷之法”而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,协助田忌打了两个胜仗,写了一部军事理论着作。
  
  (1)“三驷之法”。孙膑返回齐国以后,深得齐国贵族的赏识,是将军田忌的常客。
  
  当时齐国贵族中流行一种“驰逐重射”(即以重金作赌注的赛马)比赛,孙膑看到参加比赛的马有上中下三等,同等马的奔跑速度相差不悬殊,比赛的办法是三场两胜。于是就对田忌说:“您下次比赛时下大注,我一定让您取胜。”田忌听信了孙膑的话,以千金作赌注与齐威王和诸公子比赛。比赛开始之前,孙膑向田忌建议:你用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,用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,用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。田忌照着孙膑的办法安排比赛,结果一负两胜,赢得千金财物。后人把孙膑的方法运用于指导战争,称为“三驷之法”。通过这件事,田忌意识到孙膑是足智多谋的人才,把他推荐给齐威王。齐威王此时正在谋求称霸中原,迫切需要人才,立即接见孙膑,同他讨论兵法。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记载,孙膑和他们讨论了从战争观到带兵、作战的各种问题。齐威王认为孙膑是难得的将才,就任命孙膑为军师。从此以后,孙膑参与齐国统治集团的战略决策,以善于用兵闻名于诸侯。
  
  (2)“围魏救赵”。发生在公元前353年的齐魏桂陵之战,是齐魏争霸中原的关键性一战。当时,“战国七雄”当中,以魏国最为强大,但是四面受敌(西受秦国侵扰,东受齐国进攻,中和赵、韩二国互相攻伐),国力疲乏。魏惠王为摆脱困境,采取联络韩、秦、齐三国、集中力量攻打赵国的策略。魏惠王原计划先进攻赵国北方的中山国,以威胁赵国都城邯郸。庞涓建议直接攻打邯郸,认为中山国“远于魏而近于赵,与其远征,不如近割”。公元前354年,魏惠王任命庞涓为将,率兵八万从大梁出发进攻赵国,包围了邯郸。赵成侯无力突破包围,于是派人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与诸大臣谋议对策,否定了齐相邹忌“不救”的主张,肯定了大夫段干明“缓援”的策略。一年之后,魏军久攻邯郸不下,疲惫不堪。齐威王看到时机已经成熟,决定发兵救赵。齐威王原准备任命孙膑为将,孙膑辞谢说:“刑余之人,不宜为将。”齐威王于是任命田忌为将,孙膑为军师,让孙膑坐在车子里为战争出谋划策。
  
  在确定作战方略时,田忌主张直接进军邯郸,与赵军内外夹击魏军,从而解救邯郸之围。孙膑分析当时形势,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已经出国作战,国内仅留下老弱残兵防守,如果齐军迅速向魏国都城大梁(今开封市)发动进攻,占领它的交通要道,袭击魏国空虚的后方,魏军一定会放弃对赵国的进攻而回师自救。这样,就可一举两得,既可以解救赵国,又可以挫败魏军。他说:“譬如,理乱麻不能生拉硬扯,排解斗殴不能自己卷进去,而要切中要害,避实击虚,造成一种迫使敌人就范的态势,这样就可以使局势自行缓解。”因此,他建议采取“批亢捣虚”、“疾走大梁”、“围魏救赵”的战略方针。为保证这一方针的实施,孙膑又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,来迷惑和调动敌人。首先是“南攻平陵”。
  
  平陵是魏国东部军事重地,易守难攻,而且齐国有被魏军切断粮道的危险,孙膑故意采取这一措施,就是要造成齐将指挥无能的假象。齐军接近平陵时,又将主力部队隐蔽起来,只派一部分兵力向平陵发动进攻,受到魏军反击,立即败退下来,造成齐军怯战的假象。接着,派出一部分战车和步兵“四驰梁郊”,佯攻大梁,从而激怒庞涓,诱使庞涓急速回师,并将主力埋伏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(今山东菏泽东北)。田忌依计而行。庞涓果然中计,尽撤邯郸之围,昼夜兼程挥师南下,在桂陵受到齐军突然袭击,仓促应战,遭到惨败。桂陵之战的结局证明了“围魏救赵”策略的正确性,显示了孙膑卓越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。
  
  (3)“减灶诱敌”。桂陵之战以后,魏国先后受到韩、秦等国的进攻,连年用兵,“士民疲弱,国家空虚”。为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,魏惠王采取联络赵、秦,打击韩国的策略,在公元前340年发动对韩国的战争。韩国弱小,急忙向齐国求救。
  
  是不是救韩?如何救韩?齐国君臣在决策过程中进行了一场争论。邹忌主张不救,田忌主张早救,孙膑既不赞成不救,也不同意早救,却主张缓救。他认为,如果韩魏两国的军队都没有遭到损伤,齐国就出兵救韩,就意谓着齐国代韩国承受魏国的进攻,实际上是听从韩国的指挥;如果不救,魏国消灭韩国之后,必然进攻齐国。所以,不如缓救,“阴结韩之亲,而晚承魏之敝”。这样,就能够“受重利而得尊名”。齐威王接受了孙膑的意见,又一次任命田忌为将、孙膑为军师,带领军队救韩。
  
  齐军进入魏国境内,直接向大梁进击。魏惠王赶快撤回攻韩魏军,以太子申为上将军、庞涓为将,起全国之兵迎击齐军,打算与齐军决一死战。
  
  孙膑看见魏军气势汹汹,意在决战,建议采用示怯佯退、诱敌深入的战法。他说:魏军向来勇猛彪悍,轻视齐军,我们就要因势利导,佯装怯战,诱敌深入,相机取胜。他们利用魏太子申“不习于兵”,庞涓骄傲自负和急于求胜的弱点,采用减灶诱敌的战法。齐军与魏军刚接触就掉头后退,第一天造十万人做饭的锅灶,第二天造五万人做饭的锅灶,第三天做三万人用饭的锅灶。庞涓看到齐军逐日减灶,认为齐军果然怯战,高兴地说:“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战。他们进入魏国才三天,士卒逃亡的就超过一半了!”因此,丢下辎重和步兵,率领精锐部队,日夜兼程追赶。孙膑计算魏军行程,判断当天夜里可以到达马陵(今山东郸城东北)。马陵道路狭窄,地势险要,树木茂盛,有利于军队埋伏。
  
  孙膑出生于阿、鄄之间,很了解这一带的地形。他选择这一地形,命令一万名善于射箭的士兵埋伏在道路两旁,看到魏军燃起的火光就万箭齐发。还剥去路边一棵大树的皮,露出白色的树干,上写“庞涓死于此树下”。庞涓果然在黑夜到达马陵,隐约看到路旁树干上有字,就叫士兵点火照明。没等庞涓看完树上的字,齐军就万箭齐发。魏军大乱,相互失去联络。庞涓看到大势已去,“自知智穷兵败”,于是自杀身亡。临死以前,他还愤恨不已地说:“居然让这小子成名了!”(“遂成竖子之名”)齐军乘胜追击,全歼魏军,俘虏了魏太子申。从此以后,魏国一厥不振。“诸侯东面朝齐”。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所用的战法,直捣大梁以诱骗魏军回师,减灶示怯以诱骗魏军追击,马陵设伏以造成全歼魏军的条件,是一全套环环相扣的谋略,是战争上因势利导、克敌制胜的典范。
  
  孙膑的军事理论着作在孙膑在世时即已成书,开始流传。据《史记》和《孙膑兵法》记载,齐威王曾经“问兵法”于孙膑,马陵之战之后,孙膑的兵法就流传于世。流传到汉代的《孙膑兵法》,称作《齐孙子》,有八十九篇,附图四卷。东汉以后在流传过程中散失。
  
  直到1972年,孙膑兵法残简才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,可惜残缺不全,能够辨认的约有一万一千字,整理成三十篇。但是,从现存残简也能看出,孙膑兵法和孙武兵法一脉相承,当时就合称作“孙氏之道”。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武的思想,而且有所进步有所创造,某些论述较之《孙子兵法》更加深刻(例如有关战争规律的论述)、更加丰富(例如有关阵法和战法的论述)。《孙膑兵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同样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,正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和研究。
  
  孙膑军事谋略思想的显着特点和优点与孙武一样,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,而在有些方面更加丰富和深化,尤其是他的“贵势”、“知道”和“用法”思想。
  
  闪耀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光辉,是他军事思想中的精华部分。
  
  “贵势”,即注重研究战争形势,把它看作决定谋略的客观基础。孙膑认为,战争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,因此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,重视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作用。他强调,进行战争,一方面要“有委”,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,“富国”才是“强兵之急者”(最紧要的);另一方面要“有义”,就是要有正当的理由,得到民众的支持。他认为,“义者,兵之首也”,“天地之间,莫贵于人”。他列举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,指出“恒胜”和“恒不胜”的条件有五个:将帅得到君主的信任,能够全权指挥作战则胜,将帅受到君主的牵制,行动不得自由则不胜(“得主专制胜”,“御将不胜”);了解战争的规律则胜,不了解战争的规律就不胜(“知道胜”,“不知道不胜”);得到人民的拥护则胜,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就不胜(“得众胜”,“不得众不胜’)将帅团结就胜,将帅不团结就不胜(“左右和胜”,“乖将不胜”);了解敌情、地形就胜,不侦察敌情就不胜(“量敌计险胜”,“不用间不胜”)。因此可以看出,孙膑认为,战争的胜负,不但决定于交战双方实力的强弱,而且决定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,还决定于战争指导者是否了解战争的规律。所以,他说:“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)也就是说,善于指导战争的人,必须把他的决策与谋略建立在对战争客观形势分析的基础之上。
  
  “知道”,就是熟悉战争的运动规律。它是孙膑谋略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一条红线。
  
  (孙膑兵法)三十篇中,有十三篇直接论述“知道”与“用法”,即认识和利用战争规律的重要性和方法论。当然,孙膑对于“道”的论述还不太严密,有时指规律,有时指原则,有时兼指二者,但是多数是指规律。他认为,战争的规律就像自然界的规律(“天地之理”)一样,是客观存在的,又是可以被认识的,凡是有形的事物都是可认识的,可以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被制服的(“有形之徒,莫不可名;有名之徒,莫不可胜”)。所谓“知道”,依据孙膑的解释,即“上知天之道,下知地之理,内得民之心,外知敌之情,阵则知人阵之经,见胜而战,弗见则净”。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才可预见战争的发展趋势,“先知胜不胜”,“见敌之所长,则知其所短;见敌之所不足,则知其所有余”,“见胜如见日月”。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才可以促使形势向着有利于我、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,“有功于未战之前”,“不失可有之功于已战之后”,“如以水胜火”那样有把握。孙膑认为,决定战争成败的客观因素不是静止不变的,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,例如积和疏(集中和分散)、盈和虚、疾和徐、众和寡、逸和劳都是能够“相为变”的,所以“富未居安也,贫未居危也,众未居胜也,少未居败也”。转化的条件,即认识和利用它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。“决胜负安危者,道也”。所以,要保障国家的安全,扩大君主的权威,保卫民众的生命,就必须懂得战争规律。(“夫安万乘国,广万乘王,全万乘之民命者,唯知道”)不懂得战争规律率兵打仗,只能靠碰运气侥幸取胜。因此,孙膑多次强调,“知道,胜”,“不知道,不胜”。
  
  “用法”,即对掌握克敌制胜的战法。孙膑认为,战争中情况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,适应各种情况的战法也是无穷无尽的。“形胜之变,与天地相敝而不穷,形胜,以楚越之竹书之不足”。在《孙膑兵法》里,总结当时的实战经验,论述了对付五种敌军,应付十种情况的战法和十种阵法的性能与运用方法。在《通典》收录的孙膑佚文中,系统论述了骑兵战法。这些论述,比前人的论述更加具体和丰富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膑强调“攻心”和“士气”在战争中的地位。他说:“凡伐国之道,攻心为上,务先服其心。”(见《通典》卷161《孙膑兵法》的《延气篇》),系统论述了激励士气、鼓舞斗志的重要性和五种基本做法。这一点,是对前人军事理论的飞跃性发展。至于他创造的“三驷之法”,用局部小败换取全局大胜,与现代军事运筹学的原理基本相同,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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